来源：潇湘晨报
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长沙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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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阅民国时期报纸，常可以看到订婚结婚启事。我们无法确认当年登报的男男女女是否携手走过一生，但是当他们郑重地向世人告知恋情时，大部分人还是怀着美好憧憬的，只不过背后各有故事，各有隐情。如同民国的报纸上也充斥着离婚启事，以最冷漠和绝情的姿态，展示着世界的另一个真相。
报纸上的爱恨情仇
1927年，19岁的王映霞与郁达夫登报结婚。10年后，郁达夫和王映霞打得不可开交，郁达夫一怒之下在汉口《大公报》上发了一个启事：“王映霞女士鉴：乱世男女离合，本属寻常，汝与某君之关系，及搬去之细软衣饰、现银、款项、契据等，都不成问题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。乞告一地址。郁达夫谨启。”后来经过友人调和，两个人和好了。
然而1939年，郁达夫又在香港《星岛日报》上登出启事：“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月脱离关系，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不涉，诸亲友处恕不一一函告。谨此启事。”
一段旷世奇缘画上了句号。
名人的分分合合都在那一则启事中。民国时期，在报纸上刊登订婚、结婚甚至离婚启事，成为一种时髦，接受过西式教育、思想开明、家境富裕、人脉广的人家一般会选择这种方式。翻开1940年代民国时期的湖南《大公报》，几乎每天都有一到两条这类启事，成为报纸的一个利润来源。
这种启事有没有法律效力呢?在报上公示结婚，一方面通知了双方家庭的亲友，另一方面也可在日后作为凭证，有一定法律效应。登报结婚既是一种风潮，也与当时婚姻法不完备以及婚姻登记所不普遍有关。
除了名媛淑女达官贵人缔结良缘时刊登广告，也有朋友亲人们刊登贺词祝贺的，话都是吉利的白头到老等等，显得又庄重又新派。
“新化人发了结婚的热”
“任邦昌、喻子美结婚启事：谨于国历三十六年元月五日在长沙大东茅巷潇湘酒家举行结婚典礼。特此敬告诸亲友。”(1946年1月6日湖南《大公报》)
上面是刊登在湖南《大公报》上的结婚启事。民国时的结婚启事格式大体相同，往往在结婚典礼的第二天登报，夹在报纸的各种广告中间。启事内容比较简单，简单罗列一下典礼的时间、地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结婚启事大都会提到双方婚姻介绍人的名字，还特意强调已征得双方家长同意。可见民国时期，男女大多经人介绍相识，介绍人在婚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。
上世纪40年代以前，湖南报纸上还罕见结婚启事。1930年1月20日，湖南《大公报》刊登了一则新闻《张曼真与宴次儒昨日在青年会举行结婚典礼》。报道称，两个人均为新化籍，平日情感异常浓厚，大公报竟以“新化人发了结婚的热”为副题，十分搞笑。我们无法确定当事人是不是名人，或是报馆朋友卖个人情做篇报道也未可知，新派人士还是喜欢在报纸上“招摇”一下。
当时的婚姻要“双证在手”
“魏方、李桂芬订婚启事：我俩承廖佩之、赵拔群、熊志希、徐叶珍四先生之介绍谨遵严慈之命在昭潭订婚特此敬告亲友。”(1941年1月12日湖南《大公报》)
民国报纸上还有一道风景，便是订婚启事。据记者的不完全观察，湖南《大公报》上的订婚启事比结婚启事还要多。今天订婚早已不是结婚前的必经程序，也不具备法律效力。但在民国人的生活中，订婚非常受重视，是男女婚娶的一个“硬性流程”。
新式婚礼趋于简朴，淘汰了许多陋习，但是订婚这个流程是不能少的。男女自由恋爱或经人介绍，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后，互相交换纪念品，摄影留念，并在报上合登订婚启事，男女双方准备礼饼喜糖馈赠亲友，婚约即告确立。从此，双方就有义务忠于对方。订婚还有证(书)，当时的婚姻可是要“双证在手”的。
同居和结束同居广告盛行
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民国时盛行同居和结束同居广告，其开放程度让现代人也只能仰望。当时有不少青年，厌烦婚姻的繁文缛节，只在报纸上刊登一个“同居”启事，便算结婚了。过几年，双方产生嫌隙，又登报“结束同居”。同居、结束同居广告与结婚广告，杂然并陈，蔚为大观。这种社会风气，颇让人忧虑。
道德和婚姻，在任何时代，都是让人头疼的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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